通读王国维的全部文集，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他对佛教或佛学是十分精通的，其造诣并不亚于其他学术领域。例如，他的《论近年之学术界》一文，并非佛学专文，但在不长的篇幅中，还是提到了佛教。王国维在论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时说：“佛教之东适，值我国思想凋敝之后，当此之时，学者见之，如饥者之得食，渴者之得饮，担簦访道者，接武于葱岭之道；翻经译论者，云集于南北之都。”他还说：“自六朝至于唐室，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。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。然当是时，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相并行而不相化合，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，此又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。自宋以后以至本朝，思想之停滞同于两汉，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，西洋之思想是也。”这表明，王国维对中国的佛教与佛学是非常熟悉的，他用短短的一二百字，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概括得如此精当。他把自己所推崇的“西洋之思想”视作是“第二之佛教”，既说明了他对中国佛教的精通，也可证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佛教的地位明显要高于“西洋之思想”。紧接上述引文，王国维又说：“唯近七八年来，侯官严氏（复）所译之赫胥黎《天演论》出，一新世人之耳目，比之佛典，其殆摄摩腾之《四十二章经》乎？嗣是以后，达尔文、斯宾塞之名，腾于众人之口，‘物竞天择’之语，见于通俗之文。”在这里，他把佛教之《四十二章经》和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鸣锣开道的《天演论》相提并论，也可说明他对中国佛教的充分肯定和尊重。况且，在我国思想界，早在王国维之前，已由杨文会扛起了复兴佛教的大旗，创办金陵刻经处，大量翻印佛教经典，矢志弘法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差不多和王国维同时，人称“政治和尚”的太虚大师提倡“人间（其时也称人生）佛教”，注重“求人类生存发达”，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土壤上诞生的《人间词》，不乏佛教思想的影迹，也是很自然的事了。王国维钟情“人间”两字的缘由从中也可窥知了。

    王国维是一位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学人，“国学”在他的心中，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。从他的学术实践来看，他视“国学”如自己的生命，有时甚至比个人的生命还重要，而叔本华和尼采的西方哲学则是第二位的。